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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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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一個資源共享的學術平臺——寫在謝天振比較文學暨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揭牌之后
              • 來源:  作者:謝天振 時間:2017-12-19 11:13:52 瀏覽次數:344
              • 20161129日,在廣西民族大學美麗的校園里,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謝天振比較文學暨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舉行了隆重的揭牌儀式暨比較文學譯介學學術研討會。一時嘉賓云集,近30位國內比較文學界、翻譯界、出版界的著名專家學者和出版家,與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有關科研機構的100多名師生一起,親臨現場,對資料中心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祝賀之余,在會議的間隙以及會后便有人問我:“為何你要將私人藏書捐贈給廣西民族大學?”言外之意頗有一點“為何你不把藏書捐贈給你任教的上外,而要舍近求遠捐給廣西民大”的意思。

                在此我想首先要說明的是:一是當初將擬建立的“比較文學暨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以我個人的名字命名既不是我的本意,也不符合我的本意,所以一開始我對此提議是拒絕的。但是廣西民大外語學院領導出于凸顯資料中心的譯介學特色、擴大影響、提升檔次的考慮,堅持要以本人名字命名,最后我也就只能同意了。當然,后來揭牌儀式上著名翻譯家楊武能教授的一席發言也印證了該領導當時的這種考慮還是有道理的。楊教授說:“你們這個資料中心用謝老師的名字命名,用對了。這樣,這個資料中心就成了一個品牌了,人家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這個資料中心的特色在哪里,優勢在哪里?!?/span>

                二是把我的藏書捐贈給上外,譬如把我的比較文學藏書捐贈給上外文學研究院,把我的翻譯學和譯介學藏書捐贈給上外高級翻譯學院,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前者的前身——上外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和上外社科院——都是我工作過多年的部門,后者是當年我與柴明熲教授一手創建的,我在高翻學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后仍然沒有離開,我對它的感情不言而喻。但是一則因為要把我的藏書截然分成比較文學和翻譯學兩個部分,不是很容易,而且分在兩部門,對研究者使用也不是很方便。二則我正好要在廣西民族大學招收比較文學譯介學的博士生,而廣西民大這方面的藏書相當缺乏,這樣,未來的博士生進來以后,他們要進行這個領域的研究,將會非常困難?;谶@個考慮,我決定還是把我的藏書捐贈給廣西民大更好一些。畢竟,相對而言,上外圖書館和相關部門的資料室這方面的藏書要比廣西民大豐富得多。

                讓我感覺欣慰的是,廣西民大外院的領導在考慮接受我的贈書時,并不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考慮,而是一開始就是站在打造一個面向世界的資源共享的學術平臺這個高度上考慮的。廣西民大外院其實有一個現成的幾百平方米的資料室,里面也有一定的空間,安置我的幾千冊贈書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那樣做的話,我的贈書很可能就“淹沒”在原有的幾萬冊圖書里,而凸顯不出它們的相對獨立性。為此,他們不斷與廣西民大學校領導溝通,終于得到學校領導層的理解與支持,在學校圖書館的正對面樓房里劃出一塊將近200平米的場地,相對獨立的一個樓層,并下撥了一筆添置相關硬件設備的專用經費。于是經過適當的場地裝修,購置了一批必要的書柜、書桌和電子設備,比較文學暨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的基本建設終告完成。201611月底資料中心的揭牌儀式之后,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多位嘉賓和師生參觀了資料中心,中心所處的臨湖面山的優美地理環境以及它富有特色的藏書,博得了專家學者們的一致贊嘆和好評。

                眾所周知,對于人文社科學術研究來說,圖書資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礎?,F在的年輕人已經很難想象他們的前輩是在怎樣一個圖書資料匱乏的環境中進行學術研究的了。那時各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圖書經費都相當有限,別說進口的圖書資料,即使是國內出版的圖書,也很難充分滿足研究者的需求。所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在80年代,誰擁有一本或幾本最新的重要進口圖書資料,誰就在某一學科領域擁有了一定的話語權。不少學者,包括我自己,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只要有出國的機會,必定會抽時間去逛一逛當地的書店,假如看到與自己的專業密切相關的書籍,哪怕再貴,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買下帶回國內。不像現在生活在數字化時代的年輕人,只要輕輕地動一下手指,輕按書桌上的電腦鍵盤或掌上的手機,瞬間就能獲得海量的信息。國內的,哪怕是國外最新出版的圖書資料,片刻之間就能獲取。

                然而,網絡圖書信息資源的豐富發達,固然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我把它戲稱為“網絡依賴癥”:我們的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在讀的碩博士生和青年學者,他們在做學術研究時只是依賴網上的信息資源,卻不肯邁開自己的雙腿到圖書館、資料室以及相關的地方去尋覓、發掘、發現第一手的資料,這也因此局限了他們的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對于一些專門的學術課題來說,網上的信息資源再多也是不夠的、不全的,只有通過艱辛的尋覓搜求,才有可能發現珍貴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才有可能對某一特定領域的學術研究做出獨特貢獻。譬如,如果做中國翻譯文學史研究,上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專業57級全體學生編著的那本《中國翻譯文學簡史》(初稿)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因為它極其具體、鮮明地反映了那個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特殊時期翻譯文學在中國當代史上所曾經歷的時代語境。盡管我在拙著《譯介學》里對該書的目錄做了完整的介紹,但目錄畢竟只能給你一個概貌,要了解該書的具體內容,那非得看原著不可。然而像這樣的圖書資料——歷史性的,當時也沒有公開正式出版的,網上是不可能提供的。而你要看到原著,恐怕只能到我們這個剛剛建立的比較文學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來了。

                誠然,就規模而言,盡管我們同時得到了外研社等國內七大出版社的圖書贊助,我們這個資料中心目前的規模也還是比較小的,再加上目前我還沒來得及把全部藏書捐贈出來,現在的圖書僅是我的第一批贈書,所以總藏書量還不到一萬冊。但是,隨著資料中心的正式啟動,我們會接受來自各方面的、包括單位和個人的資金贊助和圖書捐贈,它的規模會不斷擴大。目前,我們的藏書首先是以特色取勝,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


                一、比較文學史料


                眾所周知,最早譯介到中國來的比較文學理論著作是1931年傅東華翻譯的法國洛里哀的《比較文學史》和1936年戴望舒翻譯的法國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傅譯洛里哀的《比較文學史》上世紀90年代曾重新出版過,但戴譯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在中國大陸卻一直沒有重新印刷出版。本中心藏有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最初出版的一套四冊的傅譯本和臺灣在上世紀末重新出版的戴譯本。

                比較文學盡管已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式引入中國,但由于戰爭及社會動亂等不穩定因素,比較文學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是美國學者李達三教授(英文名John Deeney率先在臺灣高校創立了比較文學博士班,之后又在香港高校推動比較文學的研究,才帶動了臺港地區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蓬勃興起。之后,李達三教授在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時,又積極籌措資金,先后邀請大陸高校的數十名教師去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為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由此可見,如果要研究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臺港比較文學學者的相關著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從這個意義上看,本中心收藏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港比較文學家的主要論著,如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鄭樹森、周英雄、袁鶴翔三人合編的《中西比較文學論集》,葉維廉的《比較詩學》,周英雄的《小說·歷史·心理·人物》,張漢良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鄭樹森編的《中美文學因緣》,古添洪的《記號詩學》等書,彌足珍貴。


                二、翻譯文學史史料


                說起來,我對翻譯和翻譯文學的關注其實要早于對比較文學的關注。還在文革期間,我從上外畢業后被分配在上海一所中學做外語老師,那時我就為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了上百萬字的內部資料。盡管無名無償,但我樂此不疲,因為我喜歡做翻譯。我喜歡翻譯,更喜歡翻譯文學,但文革期間外國文學的翻譯卻是一片荒蕪。所幸在這片表面的荒蕪底下,還暗藏著一泓鮮為外界所知的清泉,那就是文革中、后期出版的所謂“內部發行”“供批判用”的翻譯圖書。這批圖書主要是外國政治人物的傳記和回憶錄,譬如蘇聯學者寫的《拿破侖傳》、美國學者寫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宮的明爭暗斗》、波蘭共產黨總書記哥穆爾卡的德文譯員回憶波蘭與蘇聯及東歐各國外交關系的《目擊者——哥穆爾卡譯員的自述》、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波倫關于美蘇關系的回憶錄《歷史的見證(1929—1969)》,反映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事跡的《麥克納馬拉——他在五角大樓受到的嚴酷考驗》、反映代表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秘密出使中國的基辛格生平的《基辛格》(上下冊),以及描寫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重要將領朱可夫生平的《朱可夫》、反映阿根廷前總統庇隆政治生涯的《庇隆與阿根廷》,等等。還有一套四冊由美國學者撰寫的描述納粹德國歷史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在文革中更是炙手可熱。由于當時這些圖書都是所謂的“內部發行”,一般讀者不可能獲得,所以也就奇貨可居。譬如我提到的這套《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在當時的黑市市場上甚至可以換到一輛嶄新的永久牌或鳳凰牌自行車——那可是相當于我們當時一般人三四個月的工資啊。

                除了政治性讀物外,還有文藝作品的翻譯——主要是當代美國、日本和蘇聯的文學作品。我因為專業的緣故,更多關注并收集當代蘇聯文學的翻譯作品,如西蒙諾夫的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夏天》、巴巴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現代人》、艾特馬托夫的名著《白輪船》、拉什金的小說《絕對辨音力》等,以及同屬“內部發行”的專門刊載外國文學作品譯作的期刊《摘譯》。當時掌握著意識形態權力的“四人幫”之所以會選擇并組織翻譯這些作品,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如翻譯《最后一個夏天》,是為了讓我們國內的有關讀者看到蘇聯社會涌動的反斯大林思想;翻譯《現代人》,是為了揭示蘇聯社會上黨員干部的腐化,以印證“四人幫”提出的“蘇聯共產黨已經蛻變成修正主義政黨了”的斷言;翻譯《白輪船》《絕對辨音力》等作品,則是為了提供宣揚人性論的“反面教材”,等等。這些圖書的翻譯出版,從最初翻譯選題的確定,到組織人員翻譯,再到最后的出版發行,都有一套特殊的流程。因此,對這些圖書資料的研究,不僅對于我們今天了解中國當代翻譯文學史上的一段特殊歷史時期有著重要的資料價值,而且對于我們深刻理解當代翻譯理論中關于翻譯與權力、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也是不可多得的、極其生動具體的案例。

                關于翻譯文學史的史料,除了上面提到的北大西語系學生編寫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初稿)那樣絕無僅有的史料外,我這次捐贈的書籍中還有一批圖書也彌足珍貴。譬如早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翻譯的英國作家勃朗特的《洛雪小姐游學記》(上下冊,現通譯《維萊特》)、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一套三冊)、休謨的《人之悟性論》(一套三冊),傅東華翻譯的亨德的《文學概論》(一套四冊)和上面已經提到的洛里哀的《比較文學史》(一套四冊),魏肇基翻譯的盧梭的《愛彌兒》(一套三冊),等等。更值得一提的還有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巨人三傳”,即《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和《彌蓋朗琪羅傳》。而讓我倍覺珍惜和自豪的更有:這些書,包括未能在此一一列舉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商務版圖書,不是我從舊書店淘來的,而是我的老丈人年輕時直接從書店購買后一直保存在身邊,在其晚年才饋贈予我的。老丈人出身中醫世家,解放后從事中醫文獻資料研究,曾參與舊版《辭?!分嗅t條目的編撰,所以他的藏書多是一些中醫典籍。但他年輕時肯定也是一位文學愛好者,所以才會藏有這么多當年出版的翻譯文學書籍。讓我驚訝的是,這些圖書居然能夠歷經文革的劫難而保存下來,實在堪稱奇跡。眾所周知,文革中迫于壓力,家家戶戶“掃四舊”,都“自覺地”把家里所謂的“封資修”物件和圖書,或是交給單位的造反派,或是自己“主動”把它們銷毀,許多珍貴的圖書文物就這樣毀于一旦。老丈人因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文革中也曾經被迫寫了所謂的“認罪書”貼在家門口。在這樣的壓力下,他居然沒有把這些有可能被作為“罪證”的書籍毀掉,那可是冒著相當的風險的。所以我今天把這些珍貴的圖書捐贈給資料中心,以讓更多有需要的讀者分享,也算是不負老丈人當年冒險保存這些圖書的一番苦心吧。

                與翻譯文學史史料有關的圖書,還有上世紀80年代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的“林譯小說叢書”中的《迦茵小傳》《黑奴吁天錄》《塊肉余生述》等,以及岳麓書社于上世紀80年代整理后重新出版的清末民初的一批翻譯文學作品,如《胡適譯短篇小說》、周桂笙舊譯《毒蛇圈》、李霽野譯的《簡愛》、奚若譯的《天方夜譚》、王實味譯的《還鄉 珊那的邪教徒》、戴望舒譯的《愛經》、施蟄存譯的《戀愛三昧》、曾虛白譯的《肉與死》等。此外,還有魯迅、周作人最初的文學翻譯集《域外小說集》、周瘦鵑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等,以及伍光建先生的哲嗣伍蠡甫先生贈送給我的《伍光建翻譯遺稿》。這些圖書對于從事中國翻譯文學史研究的學者和師生來說,都具有第一手資料的價值與意義,從中可以發現許多僅憑網上資料或有關著述中轉述的資料所難以發現的問題。


                三、學界前輩、同輩、晚輩學人題名贈送的著述


                這一部分的捐贈圖書達數百本之眾,也最是凝聚著我個人的不舍情感。

                機緣湊巧,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我即有幸踏入在中國大陸剛剛開始重新崛起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由于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交叉性,我有機會親聆到許多心儀的學界前輩的教誨,不僅僅局限于自己最初的俄蘇文學圈子,還進入到了英美文學、德法文學、東方文學等幾乎全部的外國文學圈子,因而見到的不止是俄蘇文學界的前輩,如葉水夫、戈寶權、草嬰等,還有東方文學界的季羨林,德語界的馮至、趙瑞蕻,英美文學界的楊周翰、王佐良、方平,法國文學界的林秀清等著名外國文學家和翻譯家。更讓我受益的是,比較文學還讓我跳出了外國文學圈子,進入了與外國文學專業相鄰的其他人文學科專業,尤其是中國文學學科里的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美學等專業,我也因此有機會拜識了賈植芳、湯一介、伍蠡甫、蔣孔陽、唐弢等著名前輩,從而極大地拓展了學術視野。如今,盡管季羨林、楊周翰、王佐良、賈植芳、方平等前輩先后駕鶴仙逝,但他們生前贈送給我的個人著譯作品卻一直收藏在我的書柜里。每每我走過書柜,一眼瞥見他們的著述,眼前頓時會浮現出他們的音容笑貌,耳邊會響起他們親切的話語聲,感覺似乎他們并沒有離去。

                前輩學者給我的贈書數賈植芳先生給我的最多,在資料中心里占了整整一個展示柜。大家知道,賈先生一生坎坷,四陷囹圄,鐵窗奪走了他一生最寶貴的20余年歲月。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復出”以后,先生筆耕不輟,一面整理舊著舊譯,一面發表新論。中心陳列的數十本先生的著譯作品,從他早年的文學創作《悲哀的玩具》《賈植芳小說選》,譯作《契訶夫手記》,到他晚年的散文、日記《暮年雜筆》《早春三年日記》《不能忘卻的記念——我的朋友們》等,既是先生晚年著譯編作品的豐碩展示,也是我與先生深厚的“忘年之交”的見證。

                與賈植芳先生的豪放、豁達、朗聲直言相比,楊周翰、王佐良兩位先生給我的感覺更多是溫文爾雅的英國紳士派頭:說話音調不高,語速平緩,語氣溫和。他們送我書時都附有他們的親筆信,但書上(楊先生的《鏡子與七巧板》和王先生的《翻譯:思考與試筆》)卻都沒有留下他們的墨寶。我在80年代就買了楊先生的《攻玉集》,但與楊先生見面多次,也從未想到請先生給我題詞?,F在回想起來,真是抱憾不已。

                季羨林先生的著述我收集得不多,僅有《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和《季羨林談翻譯》兩書,前者是北大出版社前副社長張文定送我的,后者是季先生題詞送我的。季先生題詞中稱我為“老友謝天振同志”,讓我受寵若驚。

                這里我也非常感念著名翻譯家方平先生對我的厚愛。他幾乎每出一本新著或新譯都會題詞贈送給我留作紀念,從他80年代初出版的比較文學論文集《三個從家庭出走的婦女》,到新千年出版的《呼嘯山莊》的新譯本,有十數本之多。

                中國比較文學界一北一南兩位“女掌門人”樂黛云教授和饒芃子教授,她們的大部分著作我都擁有,如樂先生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 樂黛云卷》,饒先生的《比較文藝學》《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等等。不過,說實話,她們的作品我還沒有全部捐贈出來,尤其是她們倆的散文作品,包括上述方平先生的譯作,我還想找機會好好讀一讀以后再捐贈。

                資料中心收藏的同輩比較文學家給我的眾多贈書,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我們國家比較文學重新崛起后所走過的30年道路的“檢閱”:從我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本比較文學專著盧康華、孫景堯合作的《比較文學導論》(1985年版)——他們執意要各自單獨題詞送我一本,以示友誼,嚴紹璗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1987年版),劉象愚翻譯的韋斯坦因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1987年版)以及他和陳惇合編的《比較文學概論》(1988年版),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1988年版)等,到前幾年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的整整一套24本的“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由此可見,本中心收藏的比較文學資料,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臺港和內地的相關圖書,是比較豐富的。

                同樣比較豐富的是翻譯學與譯介學研究方面的前輩和同輩朋友的贈書,從羅新璋編的《翻譯論集》、方平的翻譯論文集《謙遜的真理》、楊武能的《歌德與中國》和近20卷的《楊武能譯文集》,楊仁敬的《海明威在中國》、孫乃修的《屠格涅夫與中國》,到許鈞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翻譯論》、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翻譯學》,再到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王寧的《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廖七一的《胡適詩歌翻譯研究》、張南峰的《中西譯學批評》,等等,凡一、二百種。

                至于年輕學者和我的學生的贈書,如趙稀方的《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宋炳輝的《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田全金的《言與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較研究》、李小均的《自由與反諷:納博科夫的思想與創作》、劉小剛的《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與跨文化交際》、江帆的《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那就難以一一計數了。通過這些著述,我也切實地體會到為什么古人要說“后生可畏”了。


                四、碩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


                我曾經笑稱自己是“博士論文答辯專業戶”,這是因為最近一、二十年來,差不多每年我都要審閱好多篇博士論文,并參加一二十場相關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多的時候甚至在一個月內(通常是5月)要審閱30多篇博士論文,直看得我頭昏眼花。這些論文的專業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比較文學專業的,有的是翻譯學或翻譯研究方向的,有的是俄蘇文學或英美文學專業的??紤]到要在廣西民大招收比較文學譯介學方向的博士生,我有意從此前這么多年審閱過的相關專業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挑選出數十本有代表性的論文存放在我們的資料中心,供未來的博士生閱讀參考。這些論文有的相當優秀,甚至已經公開出版;有的則存在著博士論文寫作時的共性問題,諸如選題不當、論證不足、有失學術規范,等等,可以為未來的博士生在寫作博士論文時引以為鑒。這些論文上大都還留著我當初參加論文答辯時所做的記號和簡要的評語,這些也可為閱讀這些論文的博士生們提供一些啟示。

                其中所收的碩士研究生論文不多,均為臺灣輔仁大學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導的譯介學方向的學位論文。當年我在輔大講學時發現了這些論文,覺得它們的題材甚好,如《漂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臺灣的翻譯史(1954-1992)》《說了又說的故事:19世紀英國小說中譯本在臺灣(1949-1994)》《英語戲劇在臺灣的翻譯史:1949-1994》等,對我們大陸的研究生甚至學者了解臺灣的外國文學譯介史頗有參考價值??凳苛纸淌谝娢覍@些論文很感興趣,便慨然相贈。我帶回后一直保存至今,現把它們一并捐贈給資料中心,相信對研究臺灣翻譯史的師生會有所幫助。


                資料中心的揭牌僅僅是第一步,要打造一個名副其實的資源共享的學術平臺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是要對藏書進行科學合理的編目,并建立網站,讓書目早日上網,以便各地研究者可以便捷地檢索和找到所需要的圖書資料;其次是要建立相應的管理、運作機制,以便資料中心接待來自各方的研究者前來查閱、利用所藏圖書資料;最后,如何進一步豐富藏書、以滿足今后可能增長的研究需求,也是需要中心管理者考慮的一個重要課題。而我個人則還會繼續整理自己的藏書,在適當的時候捐贈第二批、第三批藏書。與此同時,我也會積極與有關出版機構和個人聯系和溝通,以爭取得到他們的繼續支持。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30多年來,學術環境的寬松和學術研究的繁榮,造就了一批富于學術個性的專家學者。如今他們中有些學者隨著年事漸高,正在慢慢地淡出學術界,而他們的學術思想,連同他們在自己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積累起來的圖書資料,卻形成了一筆具有鮮明學術個性和高度學術價值的財富。因此,如何打造一個資源共享的學術平臺,不讓這筆財富白白流失,而讓它們為我國的學術研究界繼續發揮作用,恐怕也是擺在當前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領導面前的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新課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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